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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4%。而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和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省市数据显示，4月，湖北省cpi同比上涨3.9%，武汉上涨3.8%，分别比全国高出0.5和0.4个百分点。从具体价格类别可以看到，除了一贯领涨的食品价格以外，夏款服装、日用品、机票出行以及服务类指数都成了新的价格涨点。
食品类价格稳定
肉蛋降价鱼食用油等上涨
4月份省市公布的cpi具体数据显示，湖北省食品类同比上涨7.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肉禽涨6.9%，鲜菜涨26.3%，水产品涨17.2%，在外就餐涨8%。武汉市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为6.3%。
环比来看，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食品类别都有涨有跌。其中，肉、禽、蛋类价格均下降，淡水鱼、鲜瓜果、食用油则呈上涨趋势。其中，淡水鱼上涨较为明显，湖北省环比上涨5.9%，武汉市则上涨7.5%，是涨幅最大的食品类别。
“天气炎热，人们对猪肉等需求变少，开始转为吃鱼，导致鱼价上涨。”省统计部门官员分析，随着猪肉价格的连续下降，其他食品类别上涨能够与猪肉保持平衡，使得食物价格较为稳定，这从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调控已经开始起作用。
日用服装类涨价明显
服装进卖价高机票环比涨17.7%
据省市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服装、日用品等价格上涨明显，机票等出行费用也有所提高。
4月份，由于夏天将至，很多新款服装上市，材料成本上升，服装进价提高，省市衣着类分别上涨0.5%和0.7%。其中，武汉市具体服装类上涨明显大于全省，武汉男式t恤衫上涨3.6%、女式t恤衫上涨2.2%，女式衬衫上涨4.4%，童装上涨1.1%。
不仅如此，受汽、柴油价格上涨，国内、国际飞行航线燃油附加税上调影响，4月份武汉机票价格折扣减小，部分航线票价折扣取消，导致机票价格较3月明显上涨，涨幅达17.7%，推动交通类价格环比上涨0.5%，也成为拉动cpi上涨的重要因素。
专家：5月cpi将会下跌
4月全国cpi同比上涨3.4%，涨幅比3月有所缩小，但湖北和武汉的涨幅则都在3月基础上有所加大。对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油价上涨是重要原因。湖北的许多商品都从外地引进，油价上涨直接导致物流成本提高，使得湖北的cpi跑在了全国前面。另一方面，天热猪肉需求量变小，但鲜菜价格却还在持续上涨。
叶青表示，4月已经是湖北武汉cpi的涨幅高点。5月以来，油价下跌，加上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降低菜价，都将成为cpi涨幅回落的因素。
他预计，5月cpi会在4月基础上有所回落，居民消费压力也会减少。
北大副校长刘伟武汉纵论中国经济态势和调控
“当前cpi通胀率虽不高，但成因复杂，更让人担心”
中国经济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增速快，内需不足
刘伟首先展示了一组数据，从经济总量来看，到去年年底，我国gdp总量超过47万亿，人均才32000元，排在世界第122位。“排名比较靠后，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却是有争议的，认为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理由是我国很多服务行业没有统计到gdp当中来，人民币汇率也被低估了。尽管如此，但从支撑我国gdp的结构来看，例如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37%)、工业化率(70%)、城市化率(51.3%)等指标，都显示着中国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向中国一样，保持十年、二十年9%以上的年经济增长，如果再给中国十年，我们可以实现全面小康，如果再给中国二三十年，以这样的速度，中国就可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刘伟有些激动。
他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处于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所以必须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不能步“拉美陷阱”、“东亚泡沫”、“中东北非危机”的后尘，这些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便陷入停滞。
究其深层原因，刘伟认为由三个方面导致。一是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投资和消费疲软造成的。投资需求下降主要是因为创新、研发能力跟不上;需求疲软则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那些越有钱的人越不花钱，越没钱的人越不敢花钱。”二是成本攀升。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便宜，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因此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三是市场化滞后。这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不足，资源分配不是按效率原则分配，而是政府审批，“将稀缺的资源捏在权力部门手里，自然会造成严重的低效率。”
“可以说，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我才会说中国经济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要如何控制好这三个关键问题，实现穿越很关键。”刘伟谈到。
中国经济的矛盾和调整面临抗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压力
“中国一季度cpi在3.8%左右，今天刚公布的4月份数据也不高，在3.4%。但为什么大家还是那么担心呢?”刘伟认为此次通胀指数虽不高，但其背后的成因复杂，是以往通胀没遇到的。
主要体现在带有需求拉动型和时间滞后性。2008年到2010年，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手段，投了4万亿，虽然避免了和全球经济一同下滑，但也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这个时间整整延后了两年。其次是带有比较明显的成本推动、一定的国际输入、和国际收支失衡交织在一起，如欧债问题。
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通胀压力的同时，我国经济开始出现显著下行，以往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没有后续财政支持，只能闲置下来。“这就像用挖坑来拉动投资、就业、消费，刚把坑挖好，没钱填了，就业、消费就跟着下降。”造成这样的结果源于政府干预的低效、不持久。
“政府把钱贷给大企业，可是大企业缺乏技术创新，钱投不出去;小企业受限于各种"红线"，贷不到钱，这就是制度创新不足导致的。”刘伟说。
除了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为什么也会疲软呢?“大家想想，收入分配主要有政府、企业和个人，政府就是财政收入、企业就是gdp、个人就是居民收入。”刘伟启发听众说，“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什么?是财政收入，"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增长是21%，相当于gdp的两倍，居民收入的3倍，百姓手里的钱没增长，怎么拉动消费?这次"十二五纲要"不就把"让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写进去了吗?”
“由于治理通胀和经济下行的政策是反向的，政府既要紧缩财政降通胀，又要用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这是一对矛盾体，所以现在的政策指导方向是：在实现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中实现均衡。”刘伟说，这就意味着要“稳中求进”。
“今天刚公布的cpi并不高，才3.4%，但背后复杂的成因更让人担心。”
昨日，受邀参加湖北省中央企业会计学会年会的“京城四少”之一、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在“中国经济态势和调控”的主题演讲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单纯的通胀问题，还有经济下行的威胁。
在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需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