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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制造的“微观”优势
时间:2013-08-19 12:52:52  来源:国际商报  共有条评论


  一国在国际收支、财政收支、通货膨胀、本币汇率等方面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相辅相成,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反之,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在开放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成本上升已是中国产业不可回避的现实,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紧迫任务,在这方面,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优势可以转化成为微观层次的企业、产业竞争优势。

  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显著优势自不待言。就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近20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纪录仍高出一截。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优势明显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贸易收支恶化,中国在此期间宏观经济表现则相对稳定。

  2012年,印度、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分别跌至4.0%、0.9%、3.4%,中国则达到7.8%;今年第一季度,印度经济仅是略有回升,巴西增长0.6%,俄罗斯增长1.9%,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为7.7%,第二季度为7.5%,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5%以上。

  在通货膨胀方面,上半年,印度消费价格指数(CPI)从11.62%降到9.87%,俄罗斯在7%左右,巴西在6%上下,中国则不超过3%,且CPI涨幅总体走低,2012年全年涨幅低于2011年,2012年末涨幅低于2012年全年涨幅,2013年一季度涨幅低于2012年末涨幅。

  在本币汇率稳定性方面,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印度、俄罗斯、巴西货币对美元汇率都出现了两位数的贬值幅度,2011年6月~2012年6月,印度卢比贬值幅度超过30%。今年5~7月,新兴市场货币再度大幅贬值,彭博社跟踪的24种新兴市场货币中有22种货币贬值并遭抛售,土耳其里拉、印度卢比汇率双双触及最低纪录,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跌落到了四五年来的最低点,1~7月,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贬值10%以上。但在几次市场震荡中,人民币汇率仅出现了小幅波动,即使一度贬值,也不超过3%。

  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优势的基础相当稳固,即使其他指标相同,巨大的国内经济与市场规模就能赋予中国宏观经济额外的稳定性优势。

  “中国制造”的额外竞争力

  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从以下几方面赋予了中国企业、产业额外的竞争优势:

  首先,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要低得多。

  其次,货币汇率稳定将从通货膨胀、工潮与企业财务稳定性三个方面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尽管越南、印度等国货币贬值被视为其出口制造业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但货币大幅贬值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猛增,不仅直接干扰企业经营,更因为损害居民生活水平而容易引爆更多的工潮。这一点,从越南这个工潮高发国就能看得清楚。

  越南宏观经济稳定性虽然高于其他同类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与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劳工群体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波动性相应较大。1992年~2001年,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8.6%,2002年~2012年,历年涨幅分别为4.1%、3.3%、7.9%、8.4%、7.5%、8.3%、23.1%、6.7%、9.2%、18.7%、9.1%,所有年份的数值都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接近甚至多次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水平。

  为维持出口价格优势,越南政府表现出了较强的本币贬值倾向,但这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高通胀环境下,为了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很容易采取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或是频繁跳槽,在越台资企业对此感受颇深。工潮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没有工潮,工人流动过快也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和商业机密流失等风险。为了减少工潮,降低工人流动过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和风险,企业不得不选择提高工资、增加补贴来吸引工人,越南政府也屡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敦促、引导企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过于频繁的工资调整必然影响投资者的预期,且有打乱投资者规划之虞。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企业通常存在突出的货币错配风险,即高度依赖外币融资而资产构成中本币计价比例却要高得多,而且往往越是好企业,其负债中外币融资比重越高。因为越是好企业,就越有能力在境外融资,也越倾向于境外融资以规避境内的高利率,并获取经济景气、本币升值时期的汇兑收益。一旦本币大幅贬值,会显著恶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严重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在上世纪80年代席卷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在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接二连三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在1997年~1998年韩国财阀的破产潮中,机制威力可见。相信在当前和未来数年的新兴市场经济震荡中,还会看到因此而倒下的企业。

  谨防“价格破坏”

  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对全球贸易和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已相当明显。考察全球货物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变动,1995年~2004年,制成品、石油、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年均涨幅分别为0.2%、9.0%和0.1%,2012年分别为-0.5%、1.0%和-9.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其涨幅分别为1.0%、-2.3%和-0.9%。

  就我国进出口贸易而言,今年前7个月,煤炭、铁矿石、铜等主要大宗矿产原材料进口均价全面下跌,只有石油产品因进入夏季用油旺季和阿拉伯国家局势紧张等因素而价格上涨。上半年,我国进口原油1.4亿吨,下降1.4%,进口均价780.7美元/吨,下跌7.6%;进口铜200.2万吨,下降20%,进口均价为8107.4美元/吨,下跌3.4%;进口铁矿石3.8亿吨,增长5.1%,进口均价133.2美元/吨,下跌4.6%;进口煤1.6亿吨,增长13.3%,进口均价为91.4美元/吨,下跌16.3%。

  7月,我国进口铁矿砂7314万吨,增加26.7%,进口均价为118.5美元/吨,下跌12.2%;进口煤2865万吨,增加18.3%,进口均价为86.2美元/美吨,下跌16.8%;进口原油2611万吨,增加19.6%,进口均价为743.2美元/吨,上涨2%;进口成品油325万吨,增加5.4%,进口均价为785.7美元/吨,上涨1%。

  初级产品国际市场行情下行及其进口价格下跌,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主要正面影响在于减轻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降低了众多下游产业的成本,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负面影响在于引发国内相关产业“价格破坏”而陷入困境,矿产资源产地经济会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我国对初级产品生产大国的出口也会蒙受一定损失。

  中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下降会引发国内相关产业“价格破坏”而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我国初级产品资源禀赋不佳,从农、牧、林、渔业资源到矿产资源,我国许多资源的本土供需缺口无法弥补且日益拉大,许多初级产品资源数量虽不少,但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或是远离消费市场,运输成本太高。因此,在全球化初级产品市场上,只有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国内这些产业才具备商业开采的价值;一旦步入熊市,国内这些初级产业就会在廉价进口资源的冲击下溃不成军。

  以煤炭为例,中国煤炭资源储量在全球数一数二,煤炭年产量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品质优良,神华、伊泰等大型煤炭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已跻身世界同行前列。即便如此,凭借露天开采低于中国众多井下开采煤矿的成本优势,外加产品直接运往中国东南沿海消费市场的海运优势,在外汇短缺而厉行奖出限入的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煤炭已打开了广东省进口市场。进入新世纪[-3.88% 资金 研报]以来,煤炭进口更是突飞猛进,连年成倍增长。根据笔者整理计算,2002年~2012年,我国煤炭进口量相对于国内煤炭产量的比例从0.70%一路上升至7.90%,2012年煤炭净进口量已相当于当年国内煤炭产量的7.65%;2010年煤炭进口已占当年消费量的5.22%,煤炭净进口占消费量的4.61%。这一比例已经可对国内市场运行产生一定影响;相应地,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和我国煤炭进口均价下跌,对近两年国内市场煤价腰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12年,国际市场煤炭价格下跌21%,我国进口煤及褐煤2.8851亿吨,同比增长29.8%,进口均价99.50美元/吨,比2011年的进口均价114.65美元/吨下降13.21%;分别按2011年和2012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进口均价从2011年的740.47元/吨下降到2012年的628.09元/吨,下降15.18%。其中,2012年炼焦煤进口均价以美元计价下跌4.67%,以人民币计价下跌6.83%;其他烟煤进口均价以美元计价下跌11.61%,以人民币计价下跌13.62%;褐煤进口均价以美元计价下跌15.69%,以人民币计价下跌17.60%。

  国内煤炭价格暴跌,相当程度上源于进口导致的“价格破坏”;而这种价格破坏,又令国内煤炭业从去年下半年起迅速滑入严冬,大量产品积压,企业大面积亏损、减薪,山西、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区经济增长急剧失速,从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到省内众多县市领导干部,纷纷扮演起了煤炭推销员的角色……拥有资源优势[-0.99%]的煤炭产业尚且会遭遇价格破坏的冲击,更不用说其他资源禀赋与国外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的初级产品行业了。

  有鉴于此,面对已经或正在到来的价格破坏冲击,中国初级产品行业只能寻求增强内功,强力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压缩国内过剩产能,关停技术、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矿山,提高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推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回收,优化运输格局,并借熊市之机将重组触角伸向海外,积极稳妥发展“进口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通过反周期策略低成本取得海外优质资源,让国内投资者分享资源进口增长的收益,并通过这类投资带动我国劳动力和资本设备的输出。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