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雨后初霁的下午，梁钟铭从办公室出来，钻进自己那辆方向盘在右的“一国两制”轿车，直奔东莞市区的银行。作为龙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钟铭已经过了剧痛的阶段，但是利润的降低加上设备的更新，还是让他的资金有些紧张。

　　一本《互联网+》的书横嵌在车门的搁物框里。两天前，梁钟铭买了这本新书，已经看了几十页。眼下，很多从事制造业的管理者谈互联网、创客已经成了潮流，有人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但仍处在摸索期。

　　从龙昌集团所在的常平镇到东莞市区的40分钟车程里，梁钟铭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了一路。他几次提到了人力成本的增长带来的压力，还有各种技术的改变。间或他会有一些抱怨：企业资金周转的周期通常是60天，而员工的薪水却不得不按月发放。有时候，回款周期未到，企业的资金链可能会因薪水发放而断掉。

　　但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工人的工资在提高，权利保障的意识也在提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个企业主任性的时代。

　　更替，还是逃离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城市，中国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总能找到相应的分析样本。东莞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龚佳勇，对东莞的制造业并不悲观。他说，东莞制造业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样差，这只是中国制造业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在这个阶段，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一部分产业，但“倒闭潮并没有伤及东莞制造业的根基”。

　　东莞市政府的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该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3.9%，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7%;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销比重提高到52%。百亿元级别的企业达到10家，五百亿元级别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同时，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智能手机年出货量达到2.3亿部，占全球的17.7%;从事云计算应用的企业超过2000家;物联网及相关产业年产值达到680亿元。东莞成为第二个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暨智能制造试验区。

　　这份报告还显示，2014年，东莞市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7家，总数达29家。新增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15家、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近200家，均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凤凰涅槃的时期，有些企业会被淘汰，能留下来的，抵抗力已经增强。

　　“我是自己代替自己，自己来革自己的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梁钟铭学会了如何自我更替，而不是逃离。祖籍常平镇的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离开香港那样离开常平。除了故土情怀外，这里还有着他生存的根基和完整的配套。他位于常平的这家分公司，开始转型内销，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

　　梁钟铭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如同中国所有那个时期的制造业主一样。

　　当年，梁钟铭与其他来东莞投资办厂的企业家，主要是看到了劳动力的红利。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成本高企，缺工严重;梁氏家族创办的玩具加工企业也遭遇到这个问题。这时候，一些偷渡到香港去招商的东莞本地的村长找到了他。

　　但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发展环境的顾虑，梁钟铭起初有些犹豫。直到有一天，东莞县外贸局局长亲自对他说：我用生命向你保证，没问题。

　　随之，“三来一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被确定下来，东莞成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试验地，甚至机器设备都是购货方直接提供。中国这些企业除了提供人力和厂房之外，不用任何其他方式的投入，成为名符其实的加工基地。这种方式没有任何的定价机制，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厂房获取微利。

　　很多外资企业，也逐渐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了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浪潮在中国兴起，当时曾有一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景象。

　　而在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后，招工逐渐变得困难。梁钟铭此时已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他利用这层官方关系，和各地政府驻扎在广州办事处的劳务输出机构合作，开始向内陆省份招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帮助输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大批内陆省份的农民成了工人。此时，劳务市场仍是买方市场。

　　2005年前后，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梁钟铭剥离了玩具的配套生产业务，由其他企业加工代理。

　　新一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一些区别于上一辈的特点。2008年1月1日，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制造业不得不为工人缴付社会保险。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一些厂家开始经营吃力。“这一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底薪和加班费的标准，这就不像以前由企业自己来定给工人发多少工资了。”投资了多家公司的蔡志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期在东莞经营服装，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入股新兴产业公司。

　　来自广东湛江的打工者王磊，今年42岁，在东莞塘厦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公司做磨具工人。他的收入，算上加班费，每个月不足5000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入职员工在一年内，单位是不给交社保的。这部分社保费用，单位会强制从工人的工资中全额扣除，满一年后才按规定缴纳。”

　　龚佳勇说，近几年，东莞制造业的平均缺工率在30%以上。

　　机器人上岗

　　在劳动力成本提升的背景下，大批制造业开始外流到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

　　龚佳勇并不认为中国正在丧失竞争力，毕竟相较这些地方，中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并且配套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在印度，火车每小时走60公里，这不是在增加时间成本吗?”

　　基于人力成本的增加，2010年前，梁钟铭已经开始考虑岗位的自动化。有着玩具机器人制造基础的龙昌集团，开始研发一系列工业机器人。

　　在常平镇龙昌集团的车间里，记者看到，除了包装工位人力相对集中外，其余工位的机器设备则很多。

　　梁钟铭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么增加机器设备，要么搬迁。他说，现在厂里的工人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及各种补贴福利算起来，企业对每个普工实际月开支普遍超过3000元，技术工种的开支更高，并且逐年上涨。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拼招工规模，企业已经无法承受。“现在，我们有4台全自动装磁铁机，每台可替代7名装配工。这不但减少了人手，还避免了塑料件分拣过程中的烫伤事故。”

　　2009年，龙昌集团自主开发了自动啤T钉机和自动啤轴机，企业为此付出了100多万元的成本。对于小企业而言，这种开支还是难以承受。虽然这是政府补贴的项目，但有不少企业老板表示，刨除申请成本后，最终拿到的补贴微乎其微。

　　但梁钟铭确实因此受益不少。现在常平龙昌集团有2000多名员工，采用自动化设备后，效率提高了4倍。

　　近年来，围绕着产业转型升级，东莞市政府做过一系列努力，其中，机器人产业被列入该市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方向。《中国新闻周刊》在东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东莞市政府投资27亿元，正在建设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而自2014年9月开展“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申请以来，截至2015年4月，已收到有效申报项目505个。初步统计，这批项目总投资达42.6亿元，预计可减少用工34378人。

　　不可否认，机器代替人工是一种趋势，但会不会进入机器人代工时代，尚存疑问。梁钟铭说，他现在也做机器臂之类的产业机器人。“我不光做玩具了，这也是一种革命。”

　　被复制的模式

　　东莞市厚街镇是著名的制造业基地，这个人口超过300万的小镇，聚集了五家五星级酒店，曾因繁荣的色情业而闻名。如今，不仅服务业变得萧条，大批制造业也开始逃离，镇上的空厂房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展会经济却在这里取得了发展，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展会，特别是家居展会富有盛名，虽然家具制造业已经没落。

　　在厚街镇，以前还有很多以生产出口鞋子为主的台商企业。其中的一些企业，已经将生产工厂搬迁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那里汲取人口红利。

　　种子制衣厂是东莞“三来一补”最早一批受惠者。在红火的时候，工人进厂需要政府特批条。如今，面对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不得不逐渐减少国内的工人人数。蔡志忠是这家企业的早期参与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种子制衣已经相继在印度、柬埔寨开设了工厂。

　　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陆省份仍然处在大面积招商的阶段。《中国新闻周刊》从山东省了解到，该省很多地方都在下大力气招商。其中，山东省巨野县给公务人员定下招商任务，并为企业免除土地租金和税收;山东省济阳县则利用济南市的北扩机会，建立了大面积的台湾工业园区，对入驻的台湾企业减免土地租金和税收。

　　在这些优惠政策面前，很多台湾纺织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正在搬迁至第二产业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制造业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已呈深度调整之势，但内陆省份还在复制着这些地方以前的模式。而当这些内陆省份拿出很多的优惠条件进行招商时，东莞等沿海城市的吸引力正在越来越少。

　　诺基亚的手机制造厂在东莞关闭后，几千人下岗。与此同时，更多智能手机的生产厂家冒了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从手机塑膜、手机磨具到手机外套的庞大产业链。一些中小型企业正在适应这种形势。来自湛江的打工人员王磊就负责收集磨具，智能机的更新速度很快，磨具的翻新速度也很快。

　　梁钟铭还在做他的玩具产业，只是在2005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企业已经开始投产，而且所占的产值比例越来越大，到2015年，马来西亚工厂的产值已经与中国内地的工厂相持平。而在2007年，马来西亚生产的比例尚不足30%。

　　与此同时，他在常平的厂家也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从出口转向内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梁钟铭成立了中国区域营销中心，对全国各大省份的批发渠道已经完成了80%的覆盖。

　　环保的生意

　　在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很多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转向环保产业。东莞市绿巨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天明，之前从事的是电机生产，如今几个有兴趣的制造企业老板入股成立了这家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的水污染处理。潘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东莞有近千家水处理公司，而上规模的已经有近400家。

　　在水污染处理方面，国外的设备价格比较高，对中国的水的处理方式不太适合。这给了本土企业很大的成长机会。潘天明举例说，中国很多制造型企业的车间清洗以及锻造冷却过程中会产生重金属，这给了水处理企业很大的市场机会。

　　曾经生产空调配件的邓光荣，在这一轮的制造业升级中，主动放弃了企业转型，玩起了“互联网 ”，用这种模式开起了一家E酒店。这家酒店同样是几家制造业主联合入股成立。酒店里有咖啡厅、精品酒店、书吧等，主要满足个性的需求。

　　罗嘉斌18岁从重庆来到东莞，先在工厂务工，学会一些技术并积累了一定客户资源后，从工厂出来自己创业。期间，他将中国古城墙应用的糯米灰浆进行改进，生产出了福娃牌糯米漆涂料，成为家具行业独创的绿色产品。对他而言，利润更多来自于技术的创新，以及逐渐增长的环保需求。目前，他的工厂有几十名工人。而他的三层办公楼里，正在尝试打造一个覆盖环保漆全行业的电商平台。

　　吴松华是东莞一家太阳能公司的老板，对太阳能热利用技术颇有研究。7月份，他刚在内蒙古中标了一个30吨的热水改造工程。

　　东莞集群的太阳能生产厂家，没有像东莞制造业一样出现明显的衰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他们有利。但相比前些年，这个市场也不太乐观。

　　面对未来，东莞的制造业依然充满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