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今年50岁。
姚景源：前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今年62岁。曾历任国家经委副处长、商业部政策研究室副处长等职。
阿历克斯·弗雷瑟：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卡斯商学院隶属于创建于1894年的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在欧洲久负盛名。
盛胜利：深圳发展银行奉贤支行副行长
近来的多项官方调查显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低谷，经营情况似乎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糟糕。
与此同时，有关结束从紧政策的呼声近来明显升温。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半年的从紧政策正是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的最直接原因。显见的是，过去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让不少小企业借贷成本猛增50%甚至是借不到钱，成为压垮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究竟正面临怎样的生存难题？紧缩政策是否就是中小企业”不行“的元凶？下一步该怎么办？本期早报”牛市论坛“特邀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阿历克斯·弗雷瑟和深圳发展银行奉贤支行副行长盛胜利对此进行分析判断。
小企业压力超2008年
东方早报：最近各方都在关注中小企业生存难问题。广东、浙江在官方此前曾相继承认部分小企业经营困难，但没有出现”倒闭潮“。对此，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德文：大面积的”倒闭潮“，目前还没有出现，但不少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优胜劣汰来解释，可以说，小企业今年生产压力超过任何时期，包括金融危机时期。包括一些部委办及全国工商联通过调研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也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觉得一些学者和机构没必要刻意掩饰这一点。
另外，我认为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不是因为炒铜炒房，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从紧政策造成的，比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说小企业炒铜、炒房导致企业倒闭了，这种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据我了解，只有个别企业在炒房炒煤。
姚景源：2008年，中国当时有15%企业被迫关门停产，此外还有20%的企业是被迫减产，有上千万人失业。我当时在广东调研，去看过广东火车站人山人海，孩子哭老婆叫，一片惨状。关于最近我在浙江调研小企业的情况，我正在酝酿，要等二季度数据全部出来才能做一个总体判断。
盛胜利：我比较熟悉奉贤的小企业。可以说，奉贤的小企业在上海市各个区里是最多的。压力确实比去年大一点，但你说的”倒闭潮“这种情况在我所接触的制造型企业里还没有出现。
为什么温州那边出现倒闭现象？一些温州老板告诉我，主要是银根紧，许多小企业就转向高利息的民间借贷，有的到期还不出了，企业主就把厂一关跑掉了，但可能是个案。
”缺人“”缺钱“双重打击
东方早报：你看到经营困难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他们最近都在寻求怎样的对策？
周德文：在长三角、珠三角大约有70%的企业都是外向型的，可以看到，在这一轮的生存危机中，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到的冲击更大，比如鞋、服装、打火机这些行业。以打火机行业来看，最多的时候（2008年前）温州有3000多家企业，现在只有不到100家了，大部分处于停工或者等待被并购的状态。
我认为，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更主要原因是资金和成本两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工成本也在今年增加得非常快，加上结构性的用电荒，电价上涨等因素，使企业成本急剧上涨，央行大幅提高准备金，银根收紧，中小企业大都资金紧张。企业根本没法预料自己的未来。
盛胜利：用工成本是比去年高了，今年1月以来，我所接触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在说工人很难找，即便找到了，工资要求也要比去年高至少15%，有家企业从春节后就一直拉了条横幅招工，到现在还有一半没招满。为什么找不到?对那些工人来说，上海的生活成本高，如果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愿意来，赚不到钱还不如回老家，有的工人回去了就不愿意再来了。
对企业来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压力就会很大，于是现在企业都不敢储备存货了，钱到账了才开始生产，现在单子来了也要求对方先付钱，控制生产规模。
劳动密集型企业
不可能说转型就转型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中小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将工厂外迁的现象？比如，有制鞋的温州企业原本给品牌做代工，现在正在把工厂转移到越南、孟加拉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周德文：现在制造型企业最重的压力，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成本，这些压力令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难以继续维持生产经营，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迁到中西部地区、东南亚，甚至非洲、拉美一带。事实上，这些地区也推出政策吸引企业去投资设厂，这几年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招商引资手段吸引这些企业过去。
我觉得，这些把制造业转出去的企业可能可以腾出一定的精力和资金进入其他领域，进行所谓的转型，但只有少量企业能做到。转移出去同样要大量的投入，在新的地方，要建厂房，需要进新的设备，因此也只有少量的企业具备这种能力。
盛胜利：据我所知，搬到内地的企业比较多，许多企业正在实施，也有企业已经列入计划，这其中江浙老板居多，上海本土企业少，准备从上海搬到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成本相对低的省份去。
说到转型，从一个加工型劳动密集、且没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企业转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说现在转就能转的，而做一个品牌也需要至少几年的积累，没有那么快。
阿历克斯·弗雷瑟：对企业而言，很少会从长远角度做决定，很多时候是完全站在成本角度考虑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也做过研究，跨境迁移工厂所带来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忠诚度等方面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市场的政治状况是否稳定。
政府应注意政策力度
东方早报：很多人认为，从紧政策加剧了小企业的困难局面。从目前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你怎么看？
周德文：除了银监会推出十条措施（《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部门出台扶持小企业发展新的政策。
银根不断收紧，实际上把中小企业的信心都打击了，特别是目前中小企业经营艰难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还在不断上调，这只能导致中小企业陷入生存的危机。我们国家把通货膨胀看得很重，现行从紧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把物价降下来。政府应该反思：政策是不是抓住病根了？是不是对症下药了？是不是真正符合中国目前运行的情况？
尽管目前没有出现倒闭潮，但如果政府和社会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改善外部环境来帮助中小企业，今年下半年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倒闭潮“。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报告，目前在江浙有两成企业停产，而在珠三角，有三成的企业停产了。
这些企业主停产以后做什么？有的企业主把企业卖掉了，把资金抽出来进入民间借贷、进入创投，或者转移到国外，资本出现逃离实业的现象，这很令人担忧。
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很高了，其实企业是被逼无奈才会去借这么高息的钱，企业家看企业就像是孩子，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拼命争取，高利息的资金也要借，这是因为企业家比谁都更希望企业活下来，但是坦白说，这种高利息的资金成本长期来讲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姚景源：现在由于整个货币政策趋紧，确确实实令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这样的话给我们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现在我们是把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第一位的目标不能变。
为什么呢？六月份物价上涨可能比5月份要高，因为5月份的翘尾因素是3.2（个百分点），6月份的翘尾因素是3.7（个百分点）。翘尾因素是到三季度特别是四季度才有很大的回落，我是讲中国物价下行趋势在三季度可能会显现，但是真正我们能够看到的，必将明显能够感觉到的，恐怕得到四季度。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货币政策不能松，一旦松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过热不是没有可能，而真到了过快过热的情况，物价又要上去了。所以这种状态下，确实还是要把保持物价放在宏观调控的第一位，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也需要注意、密切观察、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这一点很重要。
盛胜利：在上海民间借贷也有，可不像温州那么厉害，一是额度比较小，二是期限比较短。主要用于还贷，解决临时的资金缺口，一旦银行续贷的钱出来了，就把民间借贷的钱还掉，还有的是因为应收账款一拖，没钱周转发工资、交税金了，就到民间借贷，过了一两个月应收账款到账了再还掉。都是用于应急，不会引起破产倒闭。而温州，如果将高利息的民间借贷用于生产经营，那企业真的很可能垮掉。
因为企业压力很大，对出口型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也在挤压利润空间，每升值1%，就意味利润降低1%，收入就减少了1%。银行的融资成本也在增加，对中小企业，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上浮50%了，一般企业抵押贷款也上浮10%-20%。
不过，现在银行对小企业额度还是有的，特别是这段时间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存量到期在逐步收回，这部分收回头寸也投向了制造型小企业。
今年来各家银行对小企业的积极性也在提高，一方面受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相对提高。
”不能掩饰小企业问题“
东方早报：小企业倒闭了，但是小企业主并没有破产，这种现象你怎么看？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企业为了避税，每三年就会关一次？
周德文：我觉得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潮流，就是拼命掩饰问题，认为小企业目前这种困难状况是自然规律，让他们自生自灭就行了，这种观点很要命。你说的为避税关掉小企业的做法，有个别是，但绝大部分都不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对中小企业认识的歪曲，不能把这作为一种主流。
全国工商联最近的调查显示，规模以下（国家经贸委有个产值的标准）的中小企业90%从来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关系，可以说现在金融体系很不完善，很少有为小企业服务的银行。
在目前的情况下，建议国家一是适当放松从紧货币的政策，适当放松银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二是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放水养鱼；三是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四是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允许民间资本筹建为小企业服务的”私人银行“，允许民间借贷尽快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