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从根本上离不开中国经济辐射，离不开全球投资者。

　　邻近中国、发展模式类似于中国、发展程度落后于中国却又在高速发展的越南，成了不少中国商人海外开拓的重要战场之一

　　到2014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今，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国，占其进口总额的1/3，同时中国还是越南出口的第四大国

　　今年5月中旬，越南国内涉华游行和打砸抢烧暴力活动发生后，在越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备受关注。在这场事件中，中国企业受损如何?对于未来，他们又有何打算

　　年届50岁的老朱一直都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几年前，他主动“请缨”，获得了越南一处水电站的部分配套工程项目，这让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出一次长差，去越南的胡志明市和山萝省等地查看业务的进展和收益;另一方面，老朱的妻子和女儿愈发担心老朱长时间来回奔走“身体会吃不消”，但老朱本人的态度是“有些舍不得快要装进口袋的不菲收入”。

　　不过，老板5月下旬的一通电话，让老朱暂时不用再陷入上述双重矛盾的“泥潭”。“老板说了，现在越南那边局势不太稳定，叫我呆在家，先别去。何时去，等他另行通知。”

　　5月27日晚，《国际金融报》记者又一次联系了老朱，这回，他略显失望，“现在，都10天过去了。我一直担心：之前在越南那边的辛苦会不会都白忙活了?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会不会让我的货受损?”

　　老朱的担忧或非空穴来风。5月26日，尽管越南公审了两名“暴力事件参与者”，但仅隔一天，就出现了“越南渔船在西沙海域对中国渔船干扰冲撞时倾覆”的消息。

　　在老朱的理解中，这可能是“局势仍不明朗”的信号。那么，在此情况下，赴越南投资受损的中企又该怎么办?

　　“这是老话题，但又是不得不提的话题。”多位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示，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还是要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是要再次看到越南事件的警示意义，比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未来是不是能选择风险更低、政治更稳定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投资地?

　　事实上，中国官方已采取行动保障中国企业的利益。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新闻稿，“5月20日和21日，中国政府跨部门工作组赴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和平阳省，考察在日前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中受冲击的部分中国企业损失情况，并与中国企业代表座谈，向他们表达慰问，了解企业和员工的需求，共同研判安全局势。”

　　态度转变

　　越南一直是很多中国企业“看好”的投资地之一，曾被称作中企“走出去的桥头堡”。据中国驻越南胡志明市领事馆2003年10月转载的一篇报道，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始于1991年，截至当年前三季度，越南新批中方的投资项目就比2001年同期增长一倍还多。

　　2010年，参与越南某处电力项目建设的国内龙头光伏企业的一位高层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那时候，高速发展的越南不完全具备电力、交通等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经验，因此，他们很喜欢、也很欢迎中国企业以直接投资、援建等方式参与他们的工程建设。

　　“而且，中国的产品在越南确实是‘硬通货’。就拿我所在公司参建的电力项目来说，越南国内，电力装机容量有十几千瓦就算顶级产品了。我们援建之后，越南那家电厂的装机量一下子提高到30多万千瓦，不仅突破了他们的‘顶级标准’，甚至遥遥领先越南其他的电厂了。”该光伏企业高层5月26日对记者说，“与此同时，国内同期的电厂装机量普遍在100万千瓦，甚至以上。”

　　“正因如此，金融危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了解，有不少企业进入到越南寻找建筑、电力、铁路等方面的机会。”这位高层说，“不仅有中国企业，还有其他国家的企业。”

　　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做电力配件业务的老朱在当年生意伙伴的推荐下，去越南找到了业务。至今，老朱仍记得当时别人对他说过的一番话：越南正快速发展，机会很多;中国产品受欢迎，当地制造的中国产品几乎可以“等同于越南国家标准”;闲暇时，忙累了，“越南的几个海岛也值得旅游一下”。

　　“真没有想到，现在越南部分人士竟然会公开对中国企业表达直接的恶意。”老朱感慨，虽然他所在的企业只是江苏的一家中小型私人电力配件企业，但如果不发生打砸事件，可能“还会在越南闯出点更大的名气”。

　　“不好的气氛就是从5月12日、5月13日开始弥漫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关闭我们公司越南办事处的消息。”江苏一家带有国资背景的纺织厂管理层人士5月26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确认。

　　官方信息显示，“5月12日晚开始，离胡志明市两小时车程的平阳市新加坡工业园的台资鞋厂约100名越南员工发起游行。到5月13日早上，全厂工人罢工，大批越南民众响应，另一所台资工厂和一所港资工厂的几千名员工也加入，驾驶电动自行车包围工业园区，最高时多达两万人聚集，部分人撞开围栏闯入园区，招牌的公司和工厂就大肆破坏。示威更蔓延至越南北部，工业园区爆发示威。”

　　随后，越南的河静省、太平省和同奈省也陆续出现了针对中国企业等的示威游行。据报道，5月13日事件再次升级，越南民众前往各大外资厂商投资的工业区抗议，同时，原先抗议对象是大陆投资厂商和大陆管理人员，“但最后，台商、港商全都遭殃”。

　　损失不小

　　“结合我得到的信息和老板的反馈，我所在企业暂时关闭了越南的办事处，产品暂时停止交付或延期交付了。”老朱哀叹，“现在，只能希望损失能尽量少一点。”

　　事实上，老朱可能不太了解的是，除了他所在的私人企业，近阶段，从已有的公开信息看，包括中国中冶、力帆股份、鹿港科技、昌红科技等在内的A股上市公司，已经密集披露了他们在越南的“遭遇”。

　　5月20日，中国中冶公告称，“中冶集团承建的台塑河静钢厂工地受到严重冲击，中冶集团3565名员工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伤害和威胁，在这次事件中共130人伤亡，其中重伤23人、死亡4人(其中2人身份正在做DNA鉴定)。”

　　“5月18日4时许，由中国政府派出接运16名重伤员的医疗包机由越南荣市机场飞抵成都双流机场。随后，接运其他重伤员、轻伤员和妇弱人员的两架南航包机也分别于15点30分和16点15分先后抵达，全部伤病人员的撤离工作迅速完成。”中国中冶介绍。

　　截至发稿，中国中冶未披露具体的损失数、何时复工等信息。5月27日，《国际金融报》记者致电中国中冶数位人士，但一直未得到实质性的回复。

　　力帆股份则在5月16日晚公告称，该公司越南工厂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未在本次事件发生的区域，暂未因该事件遭致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力帆股份强调，该公司重视本次事件影响，“根据当前形势做出紧急应对安排，5月16日至19日，越南工厂将暂停生产、经营等活动，所有中方人员撤离至中越边境，待局势趋稳后再恢复生产、经营”。

　　最新消息是，力帆股份接到下属子公司力帆越南摩托车制造联营公司的报告，“基于越南多地爆发的反华排华打砸中资企业事件有所缓解，越南国内局势趋于平稳，公司的中方人员已于当天全部返回越南工厂。目前，越南工厂的生产、经营已恢复正常”。

　　鹿港科技称，5月14日，越南爆发反华排华打砸中资企业事件，“虽然公司投资的鹿港科技(越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越南公司’)不在事件发生的区域，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做下一步打算：若本次事件为偶发性单一事件，公司将可能继续本次投资;若事件继续蔓延或区域不断扩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暂缓或中止本次投资事项。”

　　除了传统制造业，航空和旅游业同样受到了越南打砸事件的影响。春秋航空5月16日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5月19日开始至6月19日，临时暂停9个上海至越南岘港旅游包机航班，“其中共涉及350余位散客旅客，近千位团队旅客”。

　　还有消息称，骚乱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中国台湾企业，“位于越南南部的骚乱中心平阳省，约351家工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190多家是台湾工厂”。

　　积极索赔

　　针对打砸事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者周永瑞5月27日下午一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国际法》等法律，向越南官方寻求赔偿。“‘走出去’投资的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维权意识。”他说。

　　“从普适性的角度看，企业遭破坏、生命受到威胁，也可以通过当地的民事诉讼程序来走法律流程，并找到当事人，要求当事人全额赔偿。”国际诉讼律师郝俊波5月27日上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但难度在于，首先，越南官方能不能全部找到当事人;其次，即使找到了，当事人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赔偿，尚存在疑问。再者，具体的损失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界定出来。”

　　“那么，根据‘谁施害，谁赔偿’的原则，及《国际法》的有关章程，越南官方要承担相应的损失。”郝俊波说，“从国际上看，不乏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资料显示，早在1886年，英国就通过了《暴乱损害赔偿法》，并规定，“如果某人的财产在暴乱中受到了损失、被毁坏或者被偷盗，该地区的警察可以从警察基金中为受害者支付赔偿金。”2011年8月，英国多个城市发生了严重骚乱，事后英国政府提供2000万英镑帮助在此次骚乱中受影响的商家尽快恢复运营，并设立1000万英镑的恢复计划向社区提供援助。

　　企业并非没有“维权意识”。据称，中国台湾的台塑集团“正向越南政府索赔300万美元，其他台商也有意效仿”。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5月20日称，台方应要求越南“道歉、赔偿及惩凶，并强力要求保证绝不重演”。

　　中国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称，希望港府向中央反映，国家向越南索赔时，可将港商的损失计算在内，“若中国政府能代表内地企业和港商一起向越南追讨损失，相信效果远比港商个别行动好得多”。

　　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张骥近日也表示，中方对打砸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越南依法严惩所有的犯罪分子，赔偿中国企业和个人的一切损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同样强调，“中方将继续敦促越方严惩参与暴力事件的有关人员，赔偿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损失。”

　　对此，越南平阳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陈文南回应称，“平阳省政府会依法对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与补助，并将吸取教训，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警力部署和信息通报，保障中国企业与人员安全。”

　　《越南每日快讯》5月21日援引越南总理阮晋勇的话称，将紧急补偿在越南反华暴乱中受影响的企业。具体是，在越南河静、平阳、同奈省过激反华游行中受到影响的企业，可以免、减、缓缴各类税费并可以得到其他补偿。

　　越南财政部称，将指示保险部门迅速评估受损企业的损失，“按从简从快的手续落实赔偿，在确认损失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和对象时，提前发放赔偿款”。同时，越南税务机关和海关根据受影响企业实际损失，可延缓这些企业缴税期限;延缓时限最长2年，对缓交的受损企业，不做处罚。

　　注定“双输”

　　周永瑞认为，越南答应赔偿，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仅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示好，更是为了越南经济。”他说，“毕竟，越南从根本上还离不了中国的经济辐射，更离不开全球范围的投资者。”

　　中国早已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称，截至2014年4月20日，今年越南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2.28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占18.5%。

　　“不管是内行还是外行，你都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企业全部从越南撤出去，会是怎样的另一番光景。”上述光伏企业高层说，“至少，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会放慢，投资吸引力也会大不如前，甚至，其他东南亚的竞争对手，也会慢慢赶上来。”

　　《国际金融报》记者浏览一些军事论坛发现，不少中国网民都表达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观点。

　　事实上，“双输”局面已经注定。《越南快报》援引平阳省社会保险局官员裴友峰的话说，此次暴力事件中，外国投资者在当地的100多家企业不同程度受损，其中12家工厂被完全烧毁，另外10家工厂部分被毁，“由于许多工厂被毁或关闭，当地有大约4万名失业者请求政府提供失业补助，另有约2万名失业者获得了一次性失业补偿”。

　　外媒称，越南近20年来针对外国企业最严重的暴力破坏活动“将极大损害越南的国际投资形象”，并可能“大大降低越南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受欢迎程度”。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中国和越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但挑战着各国政府，也为跨国公司制造了麻烦，后者有一系列产品要依赖亚洲国家生产，从米老鼠T恤、iPad、到阿迪达斯运动鞋。”

　　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指出，全球供应链可能会因中越的纷争产生改变， 比如，印度可能会承担更多、更重要的责任。“如果印度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上任以后整治好本国的官僚阶层，那么，印度或许有望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考虑到印度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它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供应链安放地”。

　　警示意义

　　抛开各种争议，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越南打砸事件再次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了个醒，要对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做一个非常完备的预案”。

　　周永瑞建议，中国企业要看得清总体的大环境和大形势。单就越南来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企业还是会复工，并继续生产，但还是要时刻提防中越未来的关系和走势。“总体看，随着越南对西沙群岛的油井开采仍不断采取措施，未来中越之间的小冲突可能会不停歇，但与此同时，越南确实离不开中国的经济支援。由此，在‘政冷经热’的情况下，企业一边确实可以享受机遇，但另一边，还该做好相应的撤退预案等，以避免中国中冶的悲剧再次发生。”周永瑞说。

　　“尊重当地文化、懂得当地法律、尽量满足当地的就业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单从这件事论述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还需要建立更充分的预防机制和临时求助机制。”郝俊波认为，“比如，入驻当地之初，就可以购买财产险和人生安全险。”

　　“另一方面，外交部、商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可以形成合力，共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指导意见和投资预警等，同时，一旦企业的项目遭遇政治阻扰，更要发挥这些部门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尽力不让企业出现损失。”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尊南此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马文峰5月26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认清，自身“走出去”还不完全成熟、仍有需要改进的事实。国务院国资委2012年曾连发三文对“走出去”进行预警，更明确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仍在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境外投资为企业战略服务的意识不强，投资项目前期研究不够深入，投资风险控制能力和利用全球资本市场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尽量选择政治稳定、经济仍处于上升期的区域进行投资，如南美洲的巴西等国。

　　一位接近国务院国资委的人士多次在和《国际金融报》记者交流时多次强调，中企“走出去”遭遇麻烦是“老话题”，但大家往往会在事件的具体过程、原因、时间等没有弄清楚之前，就妄下结论或进行猜测，甚至跟着西方国家的观点“走”，这客观上同样不利于中企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