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战争

　　棉花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但中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1.4亿亩的历史最高点后，便一路下滑，去年仅为7400万亩左右，比2007年又减少了1400万亩。为什么农民都不爱种棉花了呢？今年的情况有好转吗？本刊记者走访了河北、河南和安徽的三个棉花种植村，发现中国的棉花种植业正在同时面对三场战争，每一个对手都不容小觑。

　　第一个对手：粮食

　　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村是中国最有名的棉花村，1958年毛主席曾先后3次下乡考察棉花种植，第一个去的就是这个村。当年毛主席身穿白衬衫头戴宽边草帽俯身查看棉桃的形象被做成了雕像，立在他当初站立的地方，但雕像周围却种满了玉米，零星散种的棉花成了陪衬。

　　“现在的农民都很实在，什么赚钱种什么。种棉花不如种粮食赚钱，种棉花的自然也就少了。”总部设在七里营镇的科林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修立对本刊记者说，“90年代初我们镇有1万多亩棉花，如今只剩下了1000多亩。”

　　李修立是自学成才的棉花育种专家，他在30年里培育了8个棉花新品种，有4个通过了国家审定。他培育成功的“中植棉2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解决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被专家誉为“棉花黄萎病的克星”。卖棉种的收入曾经占他公司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他却不得不改卖小麦种子，否则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种棉花为什么不赚钱呢？棉花收购价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据李修立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小麦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下同)是每斤1块多一点，如今小麦价格已经涨到了9毛多，棉花只涨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涨，应该涨到7元才对。另外，棉花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不上小麦。20年前棉花亩产大约是三四百斤，如今涨到了四五百斤，但小麦却从过去的亩产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麦生长期短，一块地种一季冬小麦后还可以再种一季玉米。玉米收购价虽然不到1元，但亩产高达1200斤以上。这样一来，一块地如果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毛收入超过2000元，除去种子和化肥的投入，净利润和棉花大致相当。

　　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朱陈村的情况和七里营村很相似。这里原本是水稻产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庐江县政府为了脱贫致富，鼓励本县农民改种棉花，美其名曰“国防棉”，农民赵银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种棉花的。“那时候种水稻每亩地才挣几百块钱，种棉花能赚1300块。”赵银生对本刊记者说，“可现在水稻价格上去了，种水稻的利润提高到每亩1000钱块左右，双季稻加倍。棉花的利润却只提高到了1500块钱左右，而且还不能保证。”

　　原来，国家一直对粮食作物实行高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远高于棉花等经济作物。水稻等重要商品粮还有最低收购价格作为保障，棉花却没有。2001年棉花价格曾经跌到了1元多，棉农欲哭无泪。

　　虽然如此，赵银生今年还是种了5亩棉花。他是村里公认的种棉能手，经常被请去做技术指导。“种棉花的关键是肥料要掌握好，施肥的时机和方法都有讲究，我不施农家肥，只用化肥，但肥料施得深，肥力吸收得好，所以我家的棉桃都比别家的大。”赵银生带本刊记者去参观他的棉田，果然茎秆粗壮，叶片健康，棉桃和别家相比又多又大。他说：“这已经是很差的了，今年冬天气温低，往常4月12日播种，今年我推迟到了4月23日才播种，那些按老皇历播下去的种子全被冻死了。”

　　和其他粮食作物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今年安徽省的气候是先旱后涝，等到出桃的时候又遇上高温，出桃率大受影响，据赵银生估计，今年棉花单产肯定不如去年。

　　“种棉花比较费工，需要按时施肥、浇水、打药、间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没法机械化。”赵银生说，“我算过，种一亩棉花需要25个工(一人干一天算一个工)，现在的行情是每个工每天50元还得管饭，这样算下来，种棉花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只要几个工就可以了。”

　　赵银生之所以还在种，就因为他不雇工，自己一个人照顾这5亩棉田。他今年54岁了，小时候生了场病，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盛夏的棉田闷热异常，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出一身汗，更别说还要劳动了。赵银生的两个儿子全都受不了种田的辛苦，去了外地打工。大儿子在珠海挖土，混到了领班的职位，月工资6000元。小儿子在镇江当泥瓦匠，每天能挣200元，虽说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总比种棉花强。于是两人常年不回家，只把孩子留在家里让爷爷奶奶带。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七里营村根本见不到年轻人，村里的一位种棉高手已经83岁了，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干活。李修立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就连雇工也很难找了，外地来的农民工除了要求每天50元工资并管饭外，还要求每天加一瓶啤酒！住的地方也必须有空调，所以雇工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工才2～3块钱，这就是棉花这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种棉花已经赚不到一分钱了，全靠在棉田里间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来维持。”李修立说。

　　“我也快干不动了。”赵银生说。2008年时他还种了14亩棉花，去年就减到了7亩，今年他再一次减到了5亩，他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鱼塘上去，养鱼更能挣钱。

　　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安徽省最大的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庐江县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在8万亩左右，比往年少了3万～4万亩。再加上今年气候异常，棉花亩产必然受影响，今年棉花减收几成定局。

　　中国棉花协会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形势月报指出，由于纺织行业回暖，对棉花需求增加，产需缺口加大，棉花价格大幅上涨。今年6月份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月度均价为1.7894万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5120元，涨幅40.1%。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棉花收购价格必将大幅度上涨，因为棉花还可以依靠进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棉花154.5万吨，同比增长10%。进口棉花均价略有增加，但仍然维持在每吨1800美元左右，与国内收购价格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面对粮食作物和进口棉花的步步紧逼，中国棉花的阵地还能守得住吗？对很多棉农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棉花行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病虫害。

　　第二个对手：病虫害

　　棉花最怕病虫害。前些年最厉害的是棉铃虫，近几年最厉害的是盲蝽蟓，可本刊记者在李修立的棉田里根本找不到这两种害虫，最后还是在河南农科院的一处试验田里才终于找到了一只棉铃虫和一只盲蝽蟓。

　　“棉铃虫可厉害了，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李修立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农药突然不管用了，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甚至都在电视里示范下田抓虫，但虫子太多了，根本抓不过来。那一年我们村的棉花几乎绝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种棉花了。”

　　据李修立介绍，棉铃虫是一种多寄主广谱性害虫，“除了电线杆外什么都吃”。棉铃虫最爱吃植物的生长点，也就是新发的芽和新开的花骨朵，被棉铃虫吃过一遍的棉田从远处看没什么差别，但花都死了，不结桃。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菊酯类农药治棉铃虫，虫害厉害时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药。菊酯虽然属于低毒农药，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毒性，那段时间七里营村每年都有十几个农民因打药而中毒，或者因为防护面具不通风而导致中暑。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将转基因棉花的研究纳入863重大研究专项，同时河北省政府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花，并在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正式开始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棉花虫害课题组组长封洪强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做法很快奏效，棉铃虫终于被控制住了。可以说，转基因棉花挽救了整个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如果没有转基因棉花，你现在恐怕连10亩棉花地都找不到。”

　　迄今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获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转入的外源基因能够让棉花具有一定的抗虫性，被农民简称为“抗虫棉”。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团队在今年5月28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棉花害虫盲蝽蟓在华北地区的大爆发，指出这次爆发与抗虫棉的大规模种植有一定的相关性。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转基因技术，认为这种技术抗不了害虫，反而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如何使用。一味地强调风险而反对这项技术，或者过高地寄望于受益而支持这项技术，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孔明所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说，“网上的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对这篇论文的误读。盲蝽蟓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棉花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吴孔明从1984年起就开始研究棉花害虫，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专攻棉铃虫。他最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新的防治技术(比如转基因)对害虫种群的数量和分布有何影响；第二，如何减少害虫对新技术产生抗性的概率。在他看来，这是害虫防治领域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和环境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据吴孔明介绍，棉铃虫擅长迁徙，而且路程很远，甚至可以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之间飞来飞去找吃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搞清棉铃虫种群数量的变化，吴教授不但设立了多个地面观测站，还在渤海湾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雷达站，对长途迁徙的棉铃虫进行定量跟踪观测。

　　“我们的观测结果证明，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他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

　　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棉铃虫是广谱性害虫，在华北地区一年繁殖4代，每一代的寄主都不一样。它们最喜欢花，中国北部地区不同农作物进入开花期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先是小麦，5月份开花。小麦收获后，开花作物就只有棉花了，7月份的时候，大豆、玉米、高粱、蔬菜等农作物都开始开花，棉铃虫就分散了，不好治了。换句话说，6月份棉铃虫基本上都集中在棉花田里产卵，孵出幼虫后正好吃刚结出的棉桃。如果这时候它们吃到的全都是转基因棉花，就会被杀死。这个做法相当于为棉铃虫设置一个死亡陷阱，把棉铃虫的循环链条掐断。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转基因棉田里，也发生在其他农作物的田里，这其中还包括非转基因的普通棉花。

　　吴孔明的这项研究自1992年开始，一直做到2007年告一段落，研究范围涵盖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山西这6个省份，包括300万公顷棉花和2200万公顷的其他棉铃虫寄主作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相关论文引起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的高度重视，并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科学》总编辑还借此机会采访了温家宝总理。

　　第一个问题通过艰苦的研究终于解决了，转基因抗虫棉确实有效。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它关系到如何保持转基因棉花的效力，避免害虫过早产生抗性而导致转基因棉花失去使用价值。事实上，当初之所以要用转基因棉花，就因为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八九十年代我国棉农滥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可以说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封洪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据统计，如今中国北部地区的棉花有95%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区还在种植非转基因棉花。这倒不是因为转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棉铃虫不是大问题。那么，如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会不会让中国的棉铃虫很快产生抗性呢？吴孔明认为不会。他说：“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害虫产生抗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外大农场规定转基因棉田1英里之内必须种一点普通棉花，让棉铃虫去吃，把有可能出现的抗虫基因稀释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庇护所’。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都是小农经济，政府很难规定哪家种转基因哪家种‘庇护所’，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的农业模式和国外不同，使得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非常多样。目前华东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总量的10%，棉铃虫不缺庇护所。”

　　吴孔明指出，转基因棉花已经种了10多年，在国外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个别地方发现了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第二年就都消失了，没有一例被科学家证实。

　　封洪强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引进越来越谨慎，之所以一直没有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就是为了保持目前现状，让玉米成为棉铃虫的庇护所。“虽然转基因玉米的抗虫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农药就能防得住，暂时不需要引进抗虫玉米，这样可以让转基因抗虫棉能够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

　　吴孔明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个思路可以用到转基因水稻上，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国家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也不必全国都种这种水稻。“我觉得只要种一半抗虫水稻就行了，只要年年坚持种下去，就能逐步降低棉铃虫的种群数量。”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在吴孔明看来，怎么种转基因抗虫农作物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政府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全盘考虑作物布局和基因布局。他的研究小组一直在密切监视棉铃虫的变化，随时运用计算机模型加以分析，争取对可能出现的抗性做出提前预测，为政府的农业政策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