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原本是游资炒作农产品的下一站。尽管价格的确暴涨，但不少“炒棉团“却只啃到了鸡肋，成为了别人的“轿夫”，有的甚至还不如棉农挣得多。

　　棉花，又一个价格暴涨的农产品。

　　虽然它不像绿豆、大蒜般能让老百姓直接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对于我们这个一度依靠纺织立国的国家，说它的价格生死攸关并不过分。

　　它的涨价的确不乏原因：产能缺口，供应紧俏。于是嗅到其中商机的资金早就介入——他们是传说中的“炒棉团”。

　　在见识过“蒜你狠”、“豆你玩”之后，人们不禁感到忧虑：爆炒农产品的接力棒，是不是交到了他们手中？

　　然而，经过多方调查，“炒棉团”似乎并没能把住利润的闸门。在本轮棉价飞涨的过程中，“炒棉团”更多的只得到了一身的尴尬。

　　下游：价高不是炒出来的

　　经历过前段时间那些揪心的日子，如今谈起棉价，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陆彪语气已经非常淡定——当初原材料“1000块1000块地往上涨”，他过了一段疯狂的日子。不到一年间，工厂用的棉纱从20000元/吨涨到了30000元/吨，涨幅高达50%。至于棉花，更是从去年同期的10000元/吨左右飙升到超过18000元/吨，涨幅直逼80%！

　　在陆彪的记忆里，棉价的涨势始于2009年9月左右。但令他不解的是，9月份正是新棉上市的时节，棉价为何会在产品即将大量上市的时间点上猛涨？

　　“这个时间点拿捏得太准了。”这是陆彪认为炒棉资金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陆彪的怀疑相呼应的，是关于国内“炒棉团”的报道。有媒体称，在作为棉花主产区的新疆，有超过100亿元的江浙游资从煤矿、房地产中退出后，转投棉花炒作。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一位黄姓温州商人在出手掉两个位于山西大同的煤矿后，携数千万资金进入新疆炒棉，竟遭遇了“拎着现金收不着棉花”的窘况——这被看作是游资疯抢棉花的重要例证，甚至有人惊呼：继“炒房团”之后，温州组织“炒棉团”了！

　　然而，尽管怀疑此次棉价暴涨有“炒棉团”作祟，但陆彪相信，在这次棉价上涨的过程中，“炒棉团”的“功劳”并不大。

　　即使是保守估计，中国棉花市场也有高达300万吨的缺口，这是“炒棉团”意图借势而起的最根本原因。2009年初，由于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国内多数纺织企业开工不足，市场供应缺口还尚未显现。但到了2010年1月左右，由于金融危机逐渐退潮，海外买家开始大批量补单，纺织企业产能得到了极大释放，原料需求也大幅增长，棉纱供不应求，棉价走高随之成为必然。

　　“其实棉花被炒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陆彪认为，棉花价格已经在10000元/吨左右稳定了多年，如今各种农产品都在轮番涨价，棉花不可能独善其身。“棉花要是不涨价，农民就不种棉花了嘛。”正是基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让资金“看准了农产品波动的一致性”。与其说是“炒棉团”炒高了棉价，不如说是棉价上涨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棉价上涨的洪流也卷走了终端服装企业的利润，甚至威胁着它们的生存。在泰慕士公司，原料成本几乎占据了产品成本的50%，一吨棉纱涨价1万元，公司每年将多付出3000万元的成本。与此同时，由于订单有很多都是棉价上涨前签订的，公司无法将成本压力向下游转移。高涨的棉价，成了压在企业肩头的千钧重担，也在逐步降低市场对于棉价上涨的承受能力。

　　棉纱紧俏的威胁不仅体现在价格上。在广东、浙江等地，不少纺织厂因为原料问题导致开工不足，甚至有厂家在高棉价和缺料的双重夹击下，被迫选择放弃订单。倘若这样的情形开始蔓延，无论对炒棉者还是对整个中国棉纺织业，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上游：卖不到8元就亏钱

　　尽管价格猛涨，但服装厂商却相信“炒棉团”没能真正捞到炒作的好处。

　　资本的获利未必比棉农靠汗水挣得的辛苦钱更多。

　　每年的9月以后，由吐鲁番往南经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直到和田，或北上经玛纳斯、石河子、乌苏直至博乐，新疆广阔的原野上到处绽放着一团团雪白的花簇，把戈壁绿洲相衬得格外明丽，这就是著名的新疆棉花。

　　作为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新疆以优质的长绒棉著称，新疆棉价也往往被视作决定棉价走势的风向标。然而，在这片位于中国大西北的棉花之乡，暴涨的棉价却似乎并未给种棉人带来欣喜。

　　王锐强是石河子一家农场的农场主，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接替父亲开始经营农场。谈起棉价暴涨，他却没有表现出想像中的兴奋。

　　“只有等到第一车棉花卖出去以后，才会知道今年棉花的价钱。”王锐强说，他家今年种了1000多亩棉花，棉田产量中等，每亩大概能产出200公斤棉花，总产量在200吨左右。不久前，有人传言说今年的棉花收购价可能会达到8元/公斤，这比他家去年卖出的5.8元/公斤高了近38%！

　　然而，对王锐强来说，成本的上涨所带来的烦恼已经抵消了棉价上涨带来的喜悦。在新疆，棉花是一种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经济作物，也需要较为细致的田间管理，而管理棉田的费用，却较去年上涨了近50%。如今，一亩棉田从播种到摘收前仅人工费，就从去年的100元左右上涨到如今的150元左右。

　　此外，摘收棉花的用工成本也上升了40%～45%，工人还不容易找到；借着油价上涨的势头，机耕费用也在上升，幅度也接近40%，更不用提各种农资的价格……如此算来，哪怕棉花真的涨到8元/公斤，王锐强今年的利润也未必比去年多。

　　身在故事中，王锐强却不幸没有赶上传说中的抢购棉花的“情节”。

　　“今年春天的时候的确是听人说有人在收棉、炒棉，但我们当时手里就还有些棉花，也没见谁来‘抢购’。”

　　王锐强表示，的确有不少江浙那边的老板在收棉花，但要说这些人通过“爆炒”赚取暴利，似乎有点言过其实。

　　其实，棉农的成本压力同样也是棉商的负担，更是所谓“炒棉团”不可承受之重。终端对于棉价的承受能力已臻极限，而棉价若不能继续上涨，炒作的利润就很成问题——这将使“炒棉团”面临更大的尴尬。

　　受今年的各种气象灾害影响，新疆的棉花开花都偏晚，新棉上市时间和产量都很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如此一来，棉花收购价格的上涨压力愈加明显。“最好说涨上去，不然很多人都要赔本。”对王锐强以及更多的棉农而言，曾经8元/公斤的流言，如今正在成为他们的底线。

　　炒棉团：我冤枉！

　　这种“炒X团”的词语结构一旦与“浙江”尤其是“温州”相结合，总能撩动起无边的想像、恐惧，甚至愤怒。

　　何况，在炒作棉花方面，温州资本已经有过一次不光彩的记录。

　　2002年至2003年期间，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炒棉团”曾在新疆掀起一轮爆炒棉花的旋风。当时，涌入新疆炒棉花的温州商人几乎是逢人就谈棉花，仅在长绒棉主产区阿克苏一地，就涌入了超过30亿元的民间炒棉资金，棉价也一路从10000元/吨左右被推高到接近目前水平的18000元/吨。

　　然而，2004年的棉价暴跌给了当初的“炒棉团”沉重一击。由于全球棉花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不少温州炒家都被迫吞下上百万元亏损的苦果后饮恨出局，而如今新疆数百家温州商人投资的轧花厂，也有不少是当初的“历史遗产”。有人笑称，“炒棉团”把自己炒成了棉农。

　　同样是一年内涨幅逼近80%，此轮的棉价暴涨与温州资本的暧昧暗示无疑给了人们巨大的想像空间。然而，仔细考究起来，传统的温州资本却未必是本轮棉价上涨的“幕后黑手”。

　　温州棉商李长春和蔡方杰曾被当作温州乃至浙江民间热钱炒作新疆棉花的样本，因为他们分别“承包”了10万亩和1.5万亩棉田，在本轮棉价上涨中获利颇丰。但事实上，蔡方杰从2005年就开始在新疆投资承包荒地种植棉花，土地承包合同一次签了30年，这与以“快进快出、短线获利”为原则的热钱炒作模式完全不同。而李长春更是在新疆浸淫多年，其产业也在向下游延伸，10万亩棉花的订单农业更非朝夕可成。

　　一位新疆棉花贸易商告诉记者，棉价的上涨的这五到八成中，有一两成是正常的空间，还有一部分是对持续低价后的补涨。跟风炒作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如今很难起到主导作用。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陈时文则表示，2002年～2003年的那次炒棉风波已经给温州人好好上了一课，许多人“原打算赚一把就走，可最终却变成了做实业”，花了数年时间才恢复元气。如此昂贵的学费，若有人再想炒，一定会仔细掂量。

　　其实，相比上一次的“恶炒”，本轮棉价上涨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以及目前国内以农产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当初，棉价全靠炒作资金的支持，随着棉花严重供过于求以及银行紧缩信贷，热潮退去后，裸泳的炒家自然浮出水面。

　　然而，本轮棉价上涨中的“炒棉团”却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尴尬：他们没能拿到定价权，囤积的成本不断攀升，甚至，连囤积的棉花也比不过别人……

　　谁在偷着笑

　　高棉价下的棉农并没能多挣钱，高棉价下的终端服装厂很受伤……

　　但在这条庞大的产业链中，只有一个环节在此轮棉价暴涨中突获暴利。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他们是一群“搭便车”的人，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大型棉纺厂。

　　自从棉价上涨以来，棉纱的价格一直跟随棉价一路走高。浙江一家大型棉纺企业内部人士透露，如今普通的32支棉纱的利润已经达到了5000～6000元/吨，而在2009年棉价上涨前，同样的产品利润不过500～1000元/吨。“炒棉团”本指望炒出自己的利润，不料却让棉纺厂沾了光。

　　理论上，棉价的上升也提高了棉纺厂的成本，正如前文所述，棉花价格的上涨幅度甚至要高于棉纱，如此说来，棉纺厂并没有利润暴增的空间，5～10倍的利润增长又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暴利的奥秘在于库存——棉纺厂过去在低棉价时囤积的棉花成为了他们手中最大的王牌，而越是大型的棉纺企业“家底”越厚，这也就解释了只有大型棉纺企业在此轮棉价上涨中大幅获利的原因。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的调研，目前大型棉纺企业目前库存十分充裕，有的企业甚至存有超过半年的用棉量。在棉价高涨的时代，自然是“手中有棉，心中不慌”。无论是自己生产还是转手倒卖，都能获得不菲的利润。而较小的棉纺企业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当初对市场走向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只能看大企业的脸色。

　　巨大的库存不仅让大型棉纺企业在高棉价面前游刃有余，更是他们影响棉价的重要筹码。

　　既然手中握有大量廉价的棉花，那么推高棉价自然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弊。有业内人士透露，许多大型棉纺企业都在囤积棉花，尽力推高棉价。人们一直猜测的抬高棉价的“资金因素”，其主力已经变成了这些大型棉纺企业。

　　一些山东国资大型棉企就曾在2009年国储棉抛售中联手推高棉价，再将自己此前囤积的低价棉出售获利。国储棉抛售本来是国家调控棉价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么一折腾，其平抑棉价的功能几乎失去了意义，而本该与“炒棉团”对立的用料企业，却俨然变身成了真正的炒家——这恐怕是本轮棉价上涨中最大的尴尬。

　　不过，高涨的棉价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不断加大国储棉抛售力度便是明证，终端的棉价也出现了小幅回调的势头。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的调控措施或许能挤出那些跟风炒作的“资金力量”，但很难有效地压低棉价。

　　毕竟，这是一个资源价格普遍上涨的时代。那段低棉价的时光，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