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丽萍（音译）领到10月份工资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样。从10月份起，这位24岁的富士康(Foxconn)流水线女工，每月将挣到2000元人民币（合301美元），较6个月前的底薪翻了一番以上。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

　　中国经济目前发生的一些变化，正影响着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运行方式，而大幅加薪则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缩影。

　　去年春夏两季，中国各地的工厂相继爆出一连串的罢工及其它劳资纠纷，作为中国制造业核心的原始资本主义，正逼近自身的极限。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刘世锦10月份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进入中速增长。

　　富士康发生的一连串自杀事件最先提醒人们，常常被称作世界工厂的中国，情况并非都令人满意。拥有93.7万员工的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雇主，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企业之一。

　　尽管工人自杀不能直接归因于富士康深圳工厂的工作条件，但该公司迅速着手进行根本改革。富士康深圳工厂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厂区之一。

　　起初，富士康为其忠诚度特别高的员工加薪33%，后来又追加了66%——刘丽萍的涨薪就是这么来的。

　　富士康还开始加快步伐，将其主要的制造中心从毗邻香港的沿海城市深圳，迁至工资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该公司正放弃“工厂城”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工厂城涵盖了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住在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

　　富士康创始人及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 6月初在台湾向投资者表示：“（大陆制造业的）结构必须改变。”

　　5月份和6月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主要发生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工厂，这些企业的员工通过谈判也获得了涨薪。这再次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工人们不愿再接受19世纪式的工作环境和低工资。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者，都很早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到来。中国两年前通过了一部新的劳动法，要求雇主为员工的社会保险承担更大的责任。

　　过去几年，集中了大部分出口制造业基地的广东省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整地方产业结构，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和高污染企业的依赖。

　　外资制造企业数年前就开始做出回应。富士康及相当一部分电子代工厂（主要为台资企业），开始将工厂从广东迁至其它省份。

　　这些趋势一直受到一些因素的强大阻碍。中国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杨立雄评论道：“由于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看所辖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速，以及他们能否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他们存在维持大量低端工作的动机。”

　　内地省份的各级政府也都是如此。过去，这些地区努力吸引到了较少的国外投资，但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劳资纠纷和加薪，让各地方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投资项目竞争。

　　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一些地区的官员，争相提出优厚条件，来吸引富士康。富士康计划在河南新建一座大型工厂，将深圳的部分生产迁至此地。深圳工厂目前是该集团在内地最大的制造基地。

　　河南省的平均最低工资要比深圳低三分之一。

　　但总体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罢工可能无助于改变政府的立场，工人们仍无法获准成立独立工会，并获得其它形式的劳动者合法权益，但这至少让外国制造业雇主认识到，他们将面临一个更为自信的劳动力群体。

　　分析师预计，中国工人工资的增幅会进一步加大，劳资双方的谈判也会增加。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中国不会丧生其竞争力，至少短期内不会。由于已经拥有非常先进的操作设备，中国将继续作为关键的制造业中心。不过，中国出口商品在发达世界所占的市场份额可能不会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了这些压力。中国最大IT外包提供商东软(Neusoft)表示，该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每年增加15%至20%。

　　东软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因此，我们已改变了扩张模式。我们正设法获得高端业务，而不再只是增员。”

　　如今，富士康员工刘丽萍每月存的钱是以往的两倍，并计划提前一年结婚。

　　对于刘丽萍参与制造的产品——包括iPhone、游戏机和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消费者而言，这些变化的影响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仍仅占最终零售价的一小部分。

　　瑞士信贷的数据显示，去年，工资支出仅占中国电子行业企业收入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