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制造业成本压力已成现实，中国出口企业产业转移不可迟疑。

　　中国在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吸引着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迁徙。与此同时，伴随各国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东南亚、非洲地区的投资环境也渐成气候。

　　投资中西部：“水往低处流”

　　与西亚、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土广袤，地区的差异有利于产业转移，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短期内消除，所以国家鼓励中西部地区更适合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2003年，理士电池选择江苏省金湖县经济开发区成立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此后，又在安徽省濉溪县经济开发区设立安徽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蓄电池生产商，理士电池在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实践中选择深耕国内市场，利用现有资本积极谋变颇有成效。该企业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研制、开发、制造和销售。先后在国内的广东和江苏、安徽等建立起五个生产基地。

　　江苏金湖与安徽濉溪地处苏皖两省腹地，经济并不发达。但理士电池认为，此两地具有无限潜力可挖。“金湖距扬州港80公里，离江苏第一大港连云港港255公里，临近山东、河南、安徽。物流便捷、招工方便，成本优势向华东、华南地区强劲辐射。”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永红对此表示。

　　理士电池正在参与江苏和安徽当地政府合作的蓄电池生产基地的建设，通过这两个基地，帮助包括广东在内的理士电池在中部地区实现产业扩张性转移。

　　理士电池显然不是出口企业产业转移的个例。作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纺织服装和制鞋产业，中西部成为出口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据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广东东莞市的鞋业企业中，目前有50%左右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如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设厂，而25%左右则赴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

　　在此过程中，出口企业并不是个别企业单枪匹马深入腹地，而是实行了产业链的巧妙嫁接。2008年8月在美国上市的江苏华瑞国际集团早在几年前就率先完成了此动作。华瑞旗下拥有12家进出口公司、3家海外公司，6个实业基地共19家直属工厂，年出口额1.4亿美元，是一家全球员工逾万人的大型投资控股跨国公司，涵盖服装股份、针纺织科技、房地产、精密机电、汽车销售及服务5大核心事业体系。

　　2001年，华瑞选择了一条与其他服装企业截然不同的道路，把工厂直接开进了安徽凤阳。这次被员工们称为“挺进大别山”的迁徙，实际上就是华瑞的1+N模式。几年间，华瑞国内产业实现了梯度转移，先后以自建、合资、并购等方式，在南京周边地区相继建立起数家服装生产工厂。

　　依照设计，华瑞选择安徽滁州和凤阳等地的一些小集镇、城乡接合部设厂，若干个加工点形成集群效应，由此演变成生产基地。“1，是主厂，N，是服装缝制加工小组。这种微型厂，跟一般概念的加工厂又不一样——华瑞输出管理、设备和人才，业务则由当地的农民承包经营，因为缝纫工对于华瑞来说是最难招的。”公司有员工曾作了个比喻，“打仗”的时候当工人，“不打仗”时当农民。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安排，折射出企业在产业转移升级中的不同取向。从后来华瑞进军其他领域来看，这种灵活、务实的布局策略，为华瑞其后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埋下伏笔。

　　无论理士还是华瑞，挺进中西部策略在推出之初，也有业内人士怀疑其实际操作和可能产生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在两家企业的内部也不乏这种声音。但在市场自我负责的基本原则下，随着试点的展开，估值体系、激励机制、质量风险等获得充分保障后，被企业大力推行。

　　江苏华瑞国际集团董事长康宜华说：“生产组织方式，不能简单地用流水线来做。生产的前道和后道都在南京总厂，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

　　华瑞的1+N模式实现了政府、企业与农民“三得利”的局面：其一，“打工村”的农民无须出去赚钱，还能兼顾家里;其二，华瑞很好地解决了用工问题;其三，当地政府也巧妙破解了没税收的难题。在另一层面，华瑞在南京的总部就此脱身，成为了设计、研发、管理和形象展示的中心和窗口。

　　“跳板”东南亚：转港贸易的最佳选择

　　随着国内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出口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也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推动力。本世纪初，即就在中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蓄势之时，以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就已经把眼光重点投向它们最大的邻邦——中国。

　　“大概在五、六年前，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说。

　　凤凰画材是无锡地区头牌民营企业，同时还是“画材行业”世界第二大生产厂商，占全国画材出口总量的70%以上，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

　　从2004年开始，东南亚国家招商引资集体发力，特别是越南在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资利用的规模和力度正不断扩大，并尝试通过一系列的推介会向中国企业发出投资邀请——

　　“中国市场已经开放了30年，现在正在实现转型，对一些低端产业可能就不太需要了”，前两年，中国企业家的耳边甚至响起越南政府官员这样急切的呼声。